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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关雁门，九塞尊崇。它不仅是横亘于晋北大地的地理分界，更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激荡融汇千年的天然熔炉。雁门民居传统营造技艺，是它最深沉、最直观的物化结晶。

　　“雁门民居传统营造技艺”是流传于雁门关周边的一种传统民间木结构建筑艺术，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模型

　　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精湛技艺：扇股麻花挑角、梁架起重安装、砖木结构修缮、彩绘与塑像。

　　这门技艺，既恪守着古法严格的法度传承，也映射着当地人从容的生活哲学。它不仅是承载着千年匠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解读这方水土的活态密码与文旅融合的生动名片。

文明解码

砖瓦间规矩与自由的共生

　　走进代县，就仿佛步入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民居博物馆。

　　砖是无声的史册，瓦是定格的乐章。城市中轴线上，边靖楼的雄伟与文庙的庄重遥相呼应;寻常街巷里，硬山顶的淳厚与牌坊石柱的古旧彼此映照;小巷深处，大瓦房上“孔雀戏牡丹”彩绘明艳亮丽，老木门前抱鼓石上的麒麟气势昂然;更有新增的民宿建筑，亭台楼阁气韵儒雅，雕梁画栋意趣盎然。

　　这是一座城市共同的审美追求。文庙大成殿前的丹陛上卧着五爪团龙;阿育王塔下立着希腊式的柱子，还有边靖楼的巨匾。这份“破格”的底气，是多重力量在历史裂缝中的一场和谐共振。

　　“吃的是料，住的是庙”，代县人把建筑的讲究悄悄搬进自家的青砖大瓦房——厚重敦实的硬山顶，威猛昂然的脊兽，富丽繁复的门头木雕等等。这套独特的建筑语言，已成为解读雁门地域文化的深层胎记，成为解读这片土地上人群生存策略的实物密码。

　　“雁门民居传统营造技艺”，是抬梁式木构工艺的优秀版本，是一个石、瓦、木、画、塑共同呼吸的世界。

技艺演进

斧凿声里的匠心回响

　　新石器时期——木骨泥墙，文明的基石。“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经》里的这斧凿之声，在滹沱河畔不绝回响。

　　代县松崖遗址，是一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龙山时期聚落。先民们掘土为穴，竖木为骨。斧头砍在树上，木屑飞溅如雪;凿子啃进榫卯里，吱呀作响。他们把草拌泥涂抹在木柱上，再用火烤硬，半地穴房子就一寸寸站起来了。这种“柱承重、墙围合”的“木骨泥墙”结构，正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墙倒屋不塌”特性的最早雏形。

　　半地穴内那层光滑如釉的“白灰面”，还闪着幽微的光芒，那是人工烧制石灰反复涂抹打磨的成果。这是中国建筑史上早期的“豪华装修”，印证了龙山时代技术的早熟。

　　在原平辛章、五台阳白、繁峙铁家会等遗址，更多的史前聚落如繁星般涌现，共同构成了一个宏大的“营造实验室”。滹沱河谷的先民用反复实践，为后世雁门匠作谱写了最初的基因序列。木与土，这对最古老的伴侣，在一斧一凿的喧响中，完成了第一次庄严的握手。

　　战国时期——城防崛起，法度初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号角，不仅改变了战争，也彻底改写了滹沱河畔的斧凿声。营造，第一次从“盖房子”的手艺，变成了“筑边城”的国策。

　　在代县李家磨遗址，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云纹瓦当。它的纹样、尺寸，与千里之外赵都邯郸的如出一辙。这不是巧合，是随着国家政令被夯进雁门城墙里的文化密码。更耐人寻味的是，旁边还出土了带有秦地风格的动物纹瓦当，无声诉说着一段深厚复杂的历史关联。一枚小小的陶质支钉，则证明这里存在过官营的制陶作坊。这意味着，边塞的建筑构件，第一次进入了国家规范的“标准化生产”。

　　今天静卧在108国道旁的代县古城村，与其紧邻的是战国广武古城遗址。城内35座夯土基址和13条道路，勾勒出冰冷的“棋盘式”骨架。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聚落，而是中央政权在此实施的“国家级规划”。从繁峙韩庄长城，到五台虑虒古城，一个由城池、烽燧、道路构成的庞大国防体系在滹沱河上游确立。这些过去与民居无关的“军技”，开始与传统木作深度交融。

　　营造技艺被提升至关乎国防安全、边疆稳固与治国方略的系统性国家工程。在建筑规范上承接中原典制，在技术实践中融汇南北工艺，在生产组织上形成初步的专业协作——这三者紧密结合，如同三根相互支撑的栋梁，共同构筑起战国时期雁门地区营造体系的完整架构。

　　唐代——官匠入塞，制度成型。唐代代州的民居长什么样?会昌五年，日本僧人圆仁踏进了代州城。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留下了一帧双面影像：城中，“开元寺佛殿庄严，州衙壮丽可观”;一出南门，“路左右百姓家，多以土为墙，以草为屋。亦有瓦屋，但不多见”。

　　官方建筑与粗陋民宅两极分化，是唐代制度设计上的必然结果。《唐六典》规定“工匠以州县为团”，把代州、忻州等地的工匠编入国家工程体系。自然就是官式姓“官”，草民属“草”，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技艺分层”。

　　据2022年出土的《唐茹仆射庙记》碑文所载，代州官员茹汝升因深得民心，逝后被立祠祭祀，这证实了当时代州已具备组织营建复杂公共纪念建筑的能力。另据《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记载，大历二年(767年)，朝廷敕建五台山“玉华寺”时，曾征调木匠殷某(雁门县人，即今代县人)、霍龙(繁峙县人)等工匠参与。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的千年殿宇，可谓大唐建筑气象的活体见证。可以想见，当这些工匠背着工具自五台山返回故乡时，也将唐代官式木作中最精粹的气韵与技艺，悄然带回了雁门大地，并在此深深扎根。

　　宋代——兵匠合一，法式烙印。元丰元年(1078年)，一道诏书抵达代州。专司修城的“壮城兵”被赐号“雄猛”，匠人从此有了军籍。

　　代州本就是杨家将镇守的核心边防重镇，当年杨业在此铺开百里防线，三十九堡十二连城如铁锁横亘，牢牢锁住了晋北通往塞外的所有隘口。大约两千多名雄猛军卒把官式营造法度刻进土石，成了砖缝里永远的边关印记。

　　这份传承从来不是虚言：《宋史》的白纸黑字，与代县杨氏家族口传百年的“祖上为杨家将营建寨堡”的记忆严丝合缝。杨氏家谱里至今留着清晰记载：“始祖随杨业将军镇守雁门，为营寨匠首。”

　　崇宁二年，《营造法式》颁行天下。这部“中国建筑法典”以“材分”制，把斗拱、梁架的比例关系变成了精密的数学。代州“雄猛”军的匠兵，成为“有法可依”的官工正统。

　　《续清凉传》载，修缮五台山寺院“工匠皆取于代、忻诸州”。《宋会要辑稿》记，代州城防工程“差军匠五百人修葺”。五百人——那是五百副墨斗同时弹线的声音，五百把刨子刨花的簌簌声。边塞匠人以集体之力，参与了王朝营造的壮阔轰鸣。

　　如果说唐代的雁门工匠还只是徭役簿上的临时工，那么到了北宋，他们不仅是边防后勤中的“工程兵”，也是官式营造正统制度的“先锋官”。于是，雁门民居传统营造技艺在边地找到了传承不绝的生存根基，最终成就了难以被撼动的“正典”地位。

　　明清——南北交融，雅化集成。当规整坚固的青砖替代了质朴厚重的土墼，雁门民居也开始悄然变装：从唐宋的雄健理性，走向明清的精雅与富丽。

　　这场建筑美学转向的根源，在于代州的时代巨变：明代振武卫军户把江南园林的巧思融入堡寨，清代繁荣的边贸经济使代州成为晋北财富枢纽，官宦世家富商大贾共同支撑起了城乡大面积、大规模的营建格局，最终雁门民居技艺成为刻进代州人生活的集体文化印记。

　　园林，成为这场嬗变的最佳舞台。明代兵部尚书孙传庭解甲归乡，在城西三里河畔为自己营建了一座占地百余亩的“映碧园”。园中“柳飞琼玉乱，荷散碧钱圆”的景致，将“聚气安居”的房屋，化作了“澄怀观道”的山水。清代名宦冯如京宦游归来筑“知园”，其“翠滴楼”将文人画的“借景”智慧，以雁门的砖木语言凝固下来。至冯右京营造“西园”，那著名的“九窑十八洞”，以精工青砖仿造出黄土窑洞的形态，将先民“穴居”的生存记忆，进行了一次充满哲思的空间转译。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雁门关脚下，营造技艺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乡野村落中。原平阳武村中，道光进士武访畴家族的深宅大院与巍峨的朱氏石牌坊，无声地诉说着科举入仕的荣光;同川镇东阎庄村咸丰武举人樊沛宇的宅院，尽显弓马骑射的气派。于是，雁门民居传统营造技艺融进了四时祭祀的香火里，化入了婚丧嫁娶的锣鼓里，栖息在“起房盖屋”的期盼里，长成了这片土地最寻常、也最坚韧的肌理。

　　至此，雁门民居营造体系臻于鼎盛，淬炼出成熟而鲜明的核心品格：在空间营造上，边塞的雄浑气象与江南的细腻格局相得益彰;在技艺传承中，官式的严谨法度与民间的鲜活智慧交相辉映;在装饰艺术领域，砖雕、木雕、石雕技艺炉火纯青，共同诠释着多元文明如何在碰撞中孕育新生、在规范内迸发活力。

　　调查显示，雁门地区掌握核心技艺的匠人平均年龄大都年过半百。

　　未来的传承之路，绝不是将老手艺视为仅供瞻仰的“传家宝”，而是要成为与时代对接的“金招牌”。因为古老的梁柱窗棂间，堆砌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土木砖石，而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家”的内核，与融在烟火里的审美追求。

　　滹沱河的流水，千年尚未停歇。千年传承，道路从未平坦。如今，代县不遗余力地进行非遗保护，将传统的手艺代代传承，稳稳地托住了雁门营造千年不绝的根脉。

文字：刘俊平

图片：张存良

排版：黄   敏

初审：黄   敏

复审：马   燕

终审：闫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