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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吕梁柳林县城西10公里的高红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但随着高红遗址的发掘，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方国存在便引起考古界的关注。

　　2004年，西部考古项目高红遗址考古队沿黄河北进展开了拉网式调查，通过几个月的钻探和发掘，在柳林县薛村镇高红村南，当地人俗称柿枣垣的山梁上，发现了二十余处夯土基址，揭露出近四千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片、兽骨，少量的石刀、骨镞、陶纺轮等实物资料，并采集到部分木炭标本。出土的陶片中可辨器形主要有鬲、罐、瓮、尊、罍、盆等。

　　高红商代夯土建筑基址自2004年考古发掘以来，由于屡次发现独具特色的青铜器，而备受国内外考古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2005年春至2006年冬，省考古研究所、离石区文物局和柳林县文管所再次组成考古队，对高红商代夯土建筑基址进行了继续发掘，并取得重大收获，确认高红遗址中的众多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印证了曾经的辉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2007年，柳林高红商代遗址列入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专家认为，高红遗址是中国北方发现的唯一一处殷商时期有着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的方国遗存。7号夯土建筑具有宫殿规模，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绝不是一处普通的聚落居址。有专家推测，这里可能是史籍记载的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的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工方或工方内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

　　薛村镇高红村坐落在黄河东岸5公里处的三川河畔，三川河在高红村以东逆流而上延伸到县城上青龙，10公里川面宽广、土地肥沃。三川河在高红村底转大半圈向西而下注入黄河，高红村依山临水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史籍记载，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工方、鬼方、土方等方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马昇先生说：“关于商代北部、西北部的方国，不少学者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吕智荣先生认为“李家崖文化是鬼方先民的遗存”。罗琨先生认为“在武丁卜辞中并没有伐鬼方的记载，只有对工方、土方、羌方等一个个具体方的征伐。这是因为《周易》爻辞中的‘鬼方’是对西北游牧族的通称”。一个分布地域明确、曾是商王朝心腹之患的敌对方国，在武丁时期被大力挞伐，却又不见于卜辞记载，那么这个方国的地理位置是否邻近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并和商王朝有如此频繁的征伐关系很值得怀疑。李伯谦先生通过研究与商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居地所在，以及这些方国经常受到来自西边工方的侵扰，指出“汾河以西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邛方的居地”。甲骨卜辞中，武丁时期征伐工方的卜辞达四百余版，可见工方力量之强大，已成为足以对抗商王朝的劲敌。李家崖文化分布于陕北、晋西北，与李先生对工方地域分布的论述相吻合。高红遗址的全盛时期，亦即7号夯土基址使用时期的年代大约在殷墟二期，正值武丁征伐工方之时。李家崖文化是一支游离于商王朝势力范围之外的异族文化，一个没有一定规模，没有一定经济基础、没有凝聚力、没有严密组织、内部各自为政的部族或部族联盟，是构不成对商王朝长期威胁的。高红遗址就位于工方或以工方为主体的诸方国联盟和商王朝交锋的前沿阵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马昇先生认为：“囿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吕梁山区可能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遗址。吕梁山区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已达二十余处，可见高红这类小规模、易守难攻、又极其重要的遗址绝不是孤立的存在，在群山连绵的吕梁山区内，可能散点式分布着类似高红遗址的遗存，形似分散，却又一呼百应，凝聚力极强，共同保疆守土，抗御外敌，曾一度成为商王朝的心腹之患。”

　　专家们还认为，长期一段时间以来，在吕梁山区有多次发现商代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点比较分散，多数都出自在墓葬当中，一直没有发现对应的遗址，高红商代遗址的发现，无疑为吕梁山区晚商青铜器找到归属。

　　高红遗址众多的夯土建筑基址印证了曾经的辉煌，这里曾经可能是工方或工方内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利中心所在，是殷商王朝西北方国和商王朝交锋的前沿阵地。高红遗址在殷墟二、三期时，已由政治集团的中心沦落为一般居住区。或许正是因为殷商王朝的大力挞伐，才导致了高红遗存政治集团的没落。

　　距离高红遗址不足1000米的八盘山村，考古发现了八盘山遗址、杨彩塔西遗址、杨彩塔东遗址，这些遗址地表采集龙山文化白燕类型泥质灰陶片、夹砂灰陶片，纹饰有绳纹、篮纹、弦纹、附加堆纹，器型有鬲、罐、瓮、盆、钵等，还有磨制的石斧及灰坑。

　　同样位于柳林黄河岸畔的三交镇蒿园则遗址、石滩则遗址，高家沟乡王家塔遗址，孟门镇高家塔遗址，石西乡郭家塔遗址，地表采集龙山文化白燕类型泥质灰陶片、夹砂灰陶片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泥质、夹砂红陶灰陶，磨制的石斧及灰坑，说明以高红遗址为中心的沿黄河一带，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在此劳作生息，映照出早期文明的光芒。　　

　　文字：李   勤

编辑：苏东峰

审核：马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