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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版的多部陶瓷类书籍中，辽金元时期西京地区三大名窑——浑源窑、大同窑、怀仁窑赫然在列：叶喆民在《中国陶瓷史》中叙述辽金陶瓷主要产地七处，雁北地区窑口独占其三。山西的瓷窑非常重要，冯先铭先生曾说，“想要改写中国陶瓷史，应从山西古瓷窑下手”。山西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北方多民族交融的重要地域，秦大树先生说，“很多北方地区先进的技术都是先在山西地区出现，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显示了山西瓷窑的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

　　丰富的制瓷原料、充沛的水源、优质的烧瓷燃料以及便利的交通造就了山西辉煌的陶瓷艺术成就。大同地处晋北大同盆地，煤炭资源丰富，为烧造陶瓷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古瓷窑所用的原料大多来自于沉积的煤系地层伴生的瓷土矿层，煤层的夹矸以及煤层上部的高岭石粘土岩等，是优质的制瓷原料；此外桑干河自西向东流经大同盆地，十里河、刁窝峪河等支流从各瓷窑流过，提供了烧造陶瓷所需要的丰富水资源和便利的交通。

　　公元92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开明政策。938年，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大同从此划入了辽国的版图。公元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大同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期。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客观上促进了西京地区各行业的繁荣，1062年又建祖庙，大同成为“非亲王不得主之”的陪都。金代继承辽代制度，改称西京路大同府。元初大同仍称西京，至元二十五(1288年)改西京路为大同路。大同称西京凡244年，这一时期，汉民族的婉约细腻与少数民族的豪放洒脱交相辉映，形成了西京多元融合的地域文化特色，这在瓷器制作上也多有体现。

　　进入金、元时期，北方稳定统一，山西中北部多年的动荡局势趋于平稳，雁北地区结束与山西中南部长达百年的分裂，终于归属于同一个政权，生活生产逐渐恢复。且此时晋、冀、豫、鲁连为一体，大同地区瓷窑与各地瓷窑在工艺上互相学习交流，如河北地区的定窑、磁州窑及河南地区的钧窑。金代是雁北大同地区瓷器制作的兴盛时期，西京大同是金代北部政治、军事重心，金入主中原的战略基地。从窑址调查来看，大同金代的瓷器生产一直没有中断，证明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为瓷器生产提供了稳定的生产环境。加上金代人口激增，西京地区也不例外，此时市场需求增加，简单的实用功能已不能满足市场与竞争，因此出现了大量剔刻装饰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黑白分明——浑源窑

　　浑源县青磁窑镇一带瓷窑聚集，因这一带瓷土、耐火土、煤等资源丰富，以磁窑镇为中心，沿刁窝峪河一带形成了陶瓷生产的集群。古磁窑属唐代窑址，而青磁窑属金代到元初窑址，大瓷窑则为元代窑址。界庄窑位于浑源县城东南青瓷窑镇界庄村，窑址位于界庄村东北的一个山坡上，创烧于辽中晚期，到金代浑源窑瓷业技艺达到高峰，元代趋于衰落，主要烧制白瓷、黑瓷，器型主要有碗、瓶、罐、盆、碟、枕、瓷塑。胎体轻薄，器型较小，所生产器物主要适应民间生活需要。装烧方法为正烧，使用垫饼和匣钵，器底可看到支钉痕，主要采用支钉叠烧工艺。发展到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已基本形成以烧制磁州窑系瓷器为主，兼烧定窑、钧窑瓷的生产规模和水平，其生产工艺不仅影响周边地区，甚至波及到西夏和高丽地区。

　　细白瓷胎大都胎薄，胎质细腻，胎色白中发灰或泛黄，胎上施化妆土；釉色白度不高，泛黄或泛青，但施釉较匀；采用印花、贴花、雕塑等装饰方式，受定窑影响较深。瓷粗白瓷为界庄窑大量烧造的产品，这类瓷器胎体白中泛灰或泛褐，胎体较粗糙，含砂质夹粒多，施釉厚薄不均，透明度不高；为美化胎体，施厚化妆土，较多使用刻划和剔地装饰手段，具有磁州窑的装饰风格。在粗白瓷产品中，独具特色的一类为捏塑瓷器，在窑址曾发现在圆形饼上站立的四只瓷羊，大同市博物馆藏有考古出土的白釉褐色点彩小瓷羊，与界庄窑窑址采集到标本造型釉色一致。黑瓷胎体较粗，胎色白中发灰或泛黄，釉色呈黑色者施釉均匀，釉面细腻明亮，光润漆黑，釉色稍粗一点者还有茶叶末釉和酱釉；装饰手法流行黑白对比强烈的剔花，剔花纹饰以草叶纹及简单线条为主，纹饰较形象写实，常见纹饰有葵花、叶纹、“S”形曲带纹等，纹饰剔花后露出呈咖啡色的胎。

　　界庄窑址曾出土陶瓷考古中所罕见的一个品种——镶嵌青瓷，器形有碗、盘和瓷枕，釉色为泛青灰的青釉，花纹有宝相花和二方连续的草叶纹。其工艺是先在坯体上划或刻出花纹轮廓线条，再填进泥状白色化妆土，然后施釉烧成，呈现出的效果是青釉面上布有白色线形花纹。浑源地区窑址镶嵌青瓷的出现打破了朝鲜半岛独有镶嵌青瓷的局面，显示了大同地区瓷窑与高丽地区的工艺交流。根据1984年在界庄窑采集的标本，除白瓷和黑瓷外，还烧造青釉、天蓝色钧釉瓷器。仿钧窑器物主要有仿钧天蓝釉大碗，盘、碗装饰简单的花草纹。金代阎德源墓与元代冯道真墓出土钧釉瓷器与窑址标本之胎、釉有相似之处，可能即为浑源窑所生产。

以笔作刀——大同窑

　　青瓷窑窑址位于大同市云冈区青磁窑村西的瓦窑沟，窑址区位于十里河北的台地上。该窑创烧于辽代晚期(窑址有部分唐代标本，具体创烧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古调查发掘)，盛于金代，终于元代，剔花工艺是该窑代表性的制瓷技术。大同窑器物胎体较粗、厚，胎色呈灰褐色，内有黑色颗粒状杂质，施釉较厚，器内外壁皆施釉，口部多芒口无釉，圈足内底施釉；釉色深浅不同，以黑褐色和酱色为多，黑釉釉色乌黑发亮，茶叶末釉面光泽较暗淡。烧制器物以生活用品为主，产品有碗、瓶、罐、缸、鸡腿瓶等，以大件居多，胎体较厚重，表面大多有旋坯纹。根据采集标本所见碗或盘内底的烧痕来和支烧工具来看，可知青磁窑采用堆砂、大小窑柱、球状、工字形、三叉形支垫等垫、支烧工艺。该窑代表器型有梅瓶、鸡腿瓶、剔花罐，其中黑釉梅瓶最具代表性，其造型挺拔隽秀，纹饰精致流畅。

　　大同窑黑釉剔花器物是雁北地区最精致的，水既生先生曾说大同窑黑釉剔划花“艺术水平之高，可居全省同类产品首位”。其装饰手法以剔划花为主，纹饰以草叶纹为主，风格粗放洒脱，写意性强，纹饰线条简练，刀法自然，具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剔花工艺最早应出现于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的磁州窑，后北方各窑开始争相效仿，成为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陶瓷装饰工艺。大同窑的黑釉地剔花器物，其工艺上去掉了化妆土这一层，直接在坯体上施黑色或褐色釉，等到釉稍干以后开始剔刻花纹，将纹样以外的釉层去掉，露出胎体的颜色，烧成后釉色与胎体色形成鲜明对比。瓷器的剔花装饰均在肩至腹部，一般剔刻两到三层，肩部以叶纹或曲带纹为多，腹部则为花卉纹，每层多以二方连续的形式出现，且间饰宽弦纹，形成极具有条理、韵律的剔刻纹样。

　　大同地区发现的最具游牧民族特色的瓷器当属鸡腿瓶，其是辽金时期的典型器型之一。该器型是出于牧民游牧射猎、车马为家生活的需要而创烧的一种酒水贮存器。根据瓷窑遗址发现的刻有“留衙”“衙”字的鸡腿瓶残片，推测可能为西京“留守司”专用的公用酒瓶。可见此时大同窑为官家烧造瓷器，向留守司衙门特烧特供酒瓶，大同窑可能是一所有一定官窑性质的瓷窑。

星河炫耀——怀仁窑

　　怀仁县制瓷资源丰富，有着陶瓷生产的独特地域优势。怀仁地处大同煤田，煤炭储量丰富，为陶瓷生产提供充足的燃料；大峪河、小峪河、鹅毛河从城西流过，带来陶瓷生产所需要的丰富水源；此三条河谷沿岸山崖裸露的各色岩石，为陶瓷生产提供了丰富的陶土原料。以大峪河为例，河谷内蕴藏着与煤炭伴生的制瓷原料高岭岩黑砂石——“大同土”；沟内的碗窑村热窑湾有制作陶瓷所需的黄土，将黄土釉水直接施于坯上，烧成即为釉，俗称黄土釉。还有一种称为“立土”的黄土，釉水施于瓷坯上即可烧出乌黑的釉来。

　　怀仁地区的辽金瓷窑分布在小峪、鹅毛口张瓦沟、吴家窑等地，始烧于金，历经元、明。产品以烧黑釉瓷为主，釉质甚精，釉面晶莹乌黑，兼有白釉、茶叶末釉、酱釉、油滴釉、钧釉。胎体以灰白色或黄白色居多，胎体厚重，胎质较粗有夹砂，器物有罐、缸、碗、盏、瓶、盘、瓷枕、玩具瓷塑等，最常见的器型是罐，以弦纹瓶和鸡腿瓶最具特色。装饰手法有划花、剔花、刻花及白地绘黑花，窑址划花残片较多，即在釉面上只用单线条钩划出纹样来，不剔空地，主要饰草叶纹，线条简练流畅。根据鹅毛口窑址发现的垫烧棒、器物底部的垫珠痕和碗底部的涩圈，可知大部分采用泥饼、支钉垫烧和刮釉叠烧的装烧方式。

　　怀仁窑黑釉瓷器釉质精良，最著名的品种当属油滴盏、碗等结晶釉瓷器，因釉面密布着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大小不一的小圆点，形似油滴，故名油滴盏。其特点是油滴发育饱满，斑点大小一致，间距排列有序，釉斑光亮，如繁星点点坠在银河中。怀仁窑黑釉油滴盏的流行，与点茶法在北方的广为传播密切相关，体现了辽金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交融。此外具有特色的产品还有鸡腿瓶，1993年在对鹅毛口古窑址进行调查时，采集到一件肩部刻有“都酒使司”四字的鸡腿瓶，证明这种器型在大同地区窑口普遍生产，是辽金元时期流行的特色器型。

　　据文献、考古调查以及发掘资料证实，西京大同在辽金时期形成以浑源窑、怀仁窑、青磁窑为代表，遍布整个西京地区的陶瓷生产格局。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所烧瓷器既有中原瓷器造型，如温碗、注壶、茶盏、玉壶春瓶等，又有鸡腿瓶、嘟噜瓶、长颈瓶等具有游牧民族风格的器物，展现出独特的塞北风情。大同地区三大瓷窑以黑釉见长，以生产日常民用瓷为主，运用剔、刻、划等工艺，制造出造型朴拙、风格粗犷、率真洒脱、散发浓郁的乡土气息的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大同地区瓷窑的剔刻花装饰工艺与白地黑花装饰技法显示了对磁州窑系工艺的借鉴，印花瓷器显示了定窑的影响，窑址采集及考古出土的钧釉瓷器则显示了对钧窑的技术借鉴。此外大同地区的辽金瓷窑一度影响了西夏黑瓷的生产，浑源窑镶嵌青瓷的发现，显示了与高丽地区的工艺交流。大同地区瓷窑博采众长，借鉴吸收，在处于民族交融的晋北地区创造出一件件剔刻凌厉、黑白分明、如星河般炫耀的瓷艺奇葩。　　

　　文字：闫莉君

编辑：苏东峰

审核：马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