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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的头部加工成一个上部略小于下部的蛋状圆坯，与已完成的佛像面部对比，可以发现它已经具备了从额头至眉心、鼻梁一线的断面轮廓，下巴底缘位置也已确定。圆坯上纵、横辅助线卡定了面部各细节的比例，下一步就是参考这些辅助线，在石坯上凿去多余的石料，用减地法雕刻出五官。

第13－29号窟西壁佛像的控制线和剖面示意图

　　也就是说，云冈造像并非用凸起的五官来表现脸部，而是将额头至下巴的外轮廓线大体设计在一条弧线上，然后通过减去面部石料的手法来表现五官。这种用平直刀法加工而成的造像面部，可以用“斩金削玉”来形容，与唐代用圆刀法雕刻成的佛像有显著差别。

　　西壁的佛像和菩萨像相距不远，当用双手同时抚摸这一身完成、另一身正在加工过程中的造像面部时，这种凹凸有致的加工手法可以清晰地传达至人的感官，而这种雕刻技法从现场的三维立体造像转变为二维图片时是看不出来的。

　　云冈造像在雕刻头部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主尊的头部反而是最后雕凿完成的。例如13-30号西壁主像，双领下垂的袈裟已经雕刻完毕，唯独颈部以上还留有规律的錾凿痕迹。从这种痕迹可以知道，这尊佛像的面部不是后来被破坏的，而是计划留到衣纹雕刻完成之后再进行细刻。

　　类似情况并非孤例，如5-36号窟正壁佛像，衣纹已打磨，唯独手部和头部没有加工；又如40-4号窟，窟内仅主尊和胁侍头部未完成。头部直接表现造像神情，是造像当中最难雕刻的，有资格进行主尊头部雕刻的人，应该是技艺最高的工匠。

　　从上述信息我们推测，洞窟主尊头部完成的时间可能就是整座洞窟完成的时间。具体到云冈石窟而言，文献所记一些皇帝巡幸武州山石窟寺的时间，当与某座大窟主体造像的最终完工相关。

云冈石窟第5窟

　　云冈石窟保留下来的这批未完成的窟龛，连同补凿遗迹和打破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深入进行云冈石窟研究的许多有用信息。如以云冈石窟主尊的大小而论，最大的造像并不在云冈中部的昙曜五窟，而是在第5窟。第5窟和昙曜五窟形制接近，均为马蹄形窟，主尊占据窟内的大部分面积，题材上以三世佛为主，这样规模的大像肯定是为皇家所开凿的。

　　在云冈二期石窟中，也只有第5窟上述特点能与第一期昙曜五窟相连。问题是不论从主尊还是从东、西壁的两身佛像看，三身佛像的佛衣都是云冈偏晚的，所以过去一般认为7、8号窟最早，9、10号窟次之，5、6号窟已经接近迁都洛阳之际了。但是，第5窟主尊背光上的火焰纹依旧属于第一期的典型样式。

　　从目前调查所见云冈造像的雕凿程序看，一座洞窟中的造像往往是装饰纹样和次要造像先完成，然后才是主要造像，主要造像又是主尊的脸部最后完成。所以，第5窟目前所呈现给世人的面貌，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停工之后，再次补凿时留下来的。第5窟的开凿时间早，和完工时间不一致。故推测第5窟就是为献文帝开凿的石窟，由于献文集团在与冯太后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很快失败而停工，在孝文帝居平城后期又再次补凿完工。

　　像云冈石窟这样规模宏大的工程在当时如何开凿，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由于中国古代轻视工匠技艺，文献中关于石窟开凿的记载都是粗略的，但通过缀合这些片段，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古代石窟开凿的大致工序。

　　开凿石窟首先要“斩山”，就是将坡状的自然山体修整出平整的崖面。《魏书·释老志》在记载龙门石窟开凿工程时说：“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由于有高差，“斩山”还需要修筑类似栈道的脚手架。刘勰在《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中记述新昌大佛开凿过程时说：“构立栈道……椎凿响于霞上，剖石洒于云表，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也。”说明开凿石窟所用的工具为椎、凿等传统工具，需要“剖石”，还要“构立栈道”，以便施工。

　　石窟工程中的“斩山”遗迹一般容易被注意到的是开窟的那一面崖壁，实际上，伴随着“斩山”工作还会形成三个“斩山”壁面，分别为正壁两侧的“斩山”侧壁，以及正壁下缘向前的“斩山”平台。“斩山”平台为进一步开窟提供了基础工作面，有的“斩山”平台就成为后来参观者的地面。

　　在以往的工作中，研究者对造像比较精美的洞窟给予了重视，但对残破的洞窟、石窟中大量存在的打破关系、未完成窟龛和施工遗迹注意得比较少。实际上，完整记录所有洞窟的信息，使石窟寺的研究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这种研究既不是单纯的文献研究所能完成的，也不同于以往艺术史的解析。

杭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