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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丽华、周永兴演出二人台小戏《叔嫂情》（陈宝/摄）

       河曲二人台，俗称“火爆曲子”“带鞭戏”，因其多为两人（一丑一旦或一生一旦）表演，故称“二人台”，盛行于晋西北与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北部，而后东流雁北至河北张家口，西抵宁夏、甘肃，故素有“长腿艺术”之称，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二人台究竟源于何时？二人台传统剧目《打后套》一剧中唱道：“大清国出真龙，乾隆爷爷把基登，登基后出了戏一宗，这宗戏在山西凤凰城。”风凰城，即今河曲旧县村，为河曲县之故治；二人台代表剧目《走西口》中也有词唱曰：“家住太原府，爹爹名叫孙朋安”，而河曲在明、清时即隶属“太原府”。这里，“乾隆登基”应在1735年，而《走西口》中的“咸丰整五年”该是1855年。由此可推知，至少在200多年前河曲就有了二人台的雏型。

       早期的二人台只是一丑一旦或一生一旦的“二人班”，活动于黄河码头、家院村头以及节日庙会等场所，打地摊演出，是谓“打坐腔”；后在此基础上，从“社火玩意儿”（如秧歌、高跷、道情、八音会等）中汲取营养，加进了一些简单的表演、化妆与乐器等，活动形式亦有所讲究与拓宽，并融入了“戏”的因素，人们称之为“打玩意儿”。

        清同治年间，河曲县唐家会村创办了名播晋北的“五云堂玩意班”，这是一个以演道情为主、兼演二人台的 “风搅雪”班社，演出历史达七八十年之久，早期主持人有唐家会村道情艺人张兴旺、李有润、邬圣祥、“天明亮”等。该班不仅进行职业性演出，还集资建造了专供排戏、教徒授艺的三间会房，会房门庭嵌有砖雕“五云堂”三字横匾（今由河曲县著名艺人张存亮先生珍存）。据河曲县五花城乡大埝嫣村龙王庙戏台题壁记载：该班曾于同治八年(1868）七月二十三日在此演戏三日，“日唱小寡妇上坟 夜唱打经堂”，可证在“同治年间”二人台已成戏演出，惟其成戏，正是得到了戏曲道情的启迪和引领。因袭与流变是地方民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普遍现象。清代中叶，大多数地方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正是遵循这一规律而形成和发展的。

       这一时期，河曲已有职业、半职业的二人台班社30余个，广泛活动于晋、陕、蒙三角地带。之后，随着河曲人大量“走西口”外出谋生，一些艺人也把二人台作为谋生的本钱带入“口外”，并吸收融合了彼时彼地的蒙古民歌，使之渐具汉、蒙两个民族的艺术特色。这时，代言体的二人台剧目也日渐增多，《走西口》即为其最成熟的剧目，有“学会《走西口》，到处有吃口”之说。但角色行当仍维系着一丑一旦（或一生一旦）的格局，偶有多人出现，即由丑角串演，俗称“抹帽戏”。

       二人台的唱腔初为一剧一曲，剧名即曲名，如剧目名《五哥放羊》，后发展为一剧数曲者，曲调有两句式、三句式、四句式、八句式以及无定句式等多种形态。

       二人台唱腔音域较宽，旋律常用大跳，几乎每首曲调，甚至一句中也可能出现几次上行大跳。演唱特色一是“虚词”“衬字”“衬词”应用较多；二是男女声演唱多用真假声结合，男声多用翻高八度唱法；三是演唱时多用“推”“闪”“躲”“让”等唱法，使得二人台的演唱风趣生动，色彩鲜明，具有特殊的味道。

       二人台的传统乐队由梅（竹笛）、四胡、扬琴和四块瓦组成。成戏后，加进了一组打击乐器，即梆子戏的鼓板、大小铰子、大小锣等，组成文、武两场。

       二人台的剧目分“硬码戏”和“带鞭戏”两类。“硬码戏”以唱功为主，偏重唱、做、念，故事性较强，委婉细腻，长于叙事，如《走西口》《打樱桃》《探病》《挑菜》《卖碗》《卖菜》《牧牛》《小寡妇上坟》等；“带鞭戏”则歌舞并重，舞蹈性较强，欢腾热烈，长于抒情，如《挂红灯》《打金钱》《打秋千》《十对花》《碾糕面》《等连成》《珍珠倒卷帘》等。（武兆鹏 许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