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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西麓，晋盂大地为春秋古仇犹国核心疆域，地处山西高原通往华北平原的交通要冲，自古便是晋文化与北方白狄文化交汇碰撞的前沿。春秋战国太行山间方国林立，仇犹作为僻处深山的小型方国，传世文献记载十分有限，仅有《吕氏春秋》《战国策》简略记述“智伯献钟伐仇犹”一事。长期以来，有关仇犹族群源流、对外交往、文化发展的研究大多依靠文献推演，缺少出土文字资料佐证，成为太行东段先秦史研究明显的短板。近日，在盂县金龙大街北村东周遗址地表采集到一件钤印“公”字战国灰陶残片，经市考古研究中心进行复原，确定为战国陶量。该器物形制规整、陶文清晰，是阳泉地区迄今所见时代最早、性质明确的战国官方带铭文的“陶量”，蕴藏着战国度量衡制度、列国文字流变、太行山区地缘博弈等多重信息。本文以此陶量标本为中心，结合器物实测、工艺分析、文字比对与文史互证，释读中山篆“公”字内涵，厘清古仇犹国与中山国之间被史料遮蔽的文化联系。

复原后的陶量

　　标本为半圆形泥质灰陶，陶胎致密，经高温焙烧，质地厚重，器表素面无纹饰，呈现官方器具庄重朴素的特征。依托残片弧度、壁厚、口沿与底沿遗存进行形制复原，确定器物属于战国北方流行的标准化圆形陶量，直壁圆唇、平底无足，是先秦官方容量器具的典型样式。复原后实测高8.5厘米，腹壁厚0.5厘米，口沿、器底厚度均为0.7厘米，底径14厘米，整体尺度统一规范，不存在民间陶器常见的形制误差，是官营作坊产品的显著标志。

器物铭文

　　器物外壁保留细密规整的轮制旋纹，器底外壁经过精细打磨，工艺特征与民间手工捏制陶器粗杂的痕迹形成鲜明区别。器身上腹分布两行共四枚浅凹小孔，孔洞并未贯通器壁，无实际盛放和使用功能。参照齐、燕、三晋与中山国各地出土的同类陶量资料，这类凹孔是官府标记容量等级的符号，是国家推行统一度量衡、管控手工业生产的直接证据，进一步排除其为民用陶器的可能性。器物最重要的信息为两处钤印“公”字陶文，两枚印文分别压印于内壁口沿与器底位置，单印长1.4厘米、宽0.7厘米，文字深浅均匀、布局稳定，由专用玺印统一钤压，法度严谨，符合战国高级别官用量器铭文范式，是官方标准计量器具的权威标识。

中山方壶铭文

　　战国群雄分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陶文、玺文地域特征突出，是判断器物国别归属的重要依据。列国陶文中多见“公”字，但字形面貌差别显著：齐系字形敦实，“口”部方正;燕系线条舒缓柔和;三晋文字纤细，构件多见三角、菱形变形;秦系线条圆转，已经显现小篆特征。各国官营量器普遍使用“公”字标识官属属性，反映战国中期诸侯纷纷建立度量衡管理体系，依靠规范计量征收赋税、维系商贸，属于列国共同的制度选择，但是文字形态、量制标准并不相通。

　　将此件陶量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齐国“公豆”陶量对比，可以清晰观察异同。二者同为官方标准量器，同样使用“公”作为官营标记，然而文字谱系、容量体系存在本质区别。齐国“公”字承袭齐鲁文字传统，结体宽博;盂县陶文“公”修长劲挺，风格迥异。齐国实行豆、区、釜、钟四级容量制度，公豆实测容积1300毫升，盂县陶量复原容积650毫升，恰好为齐公豆的一半，并未沿用齐地量制，器身标记孔洞也印证中山国度量衡拥有独立体系。在器物造型上，两件基本一致，齐公豆口径大，腹壁较厚，受压力强，面向社会流通，服务民间交易;这件陶量地处太行山西侧边地，制度辐射、政治象征意义更为突出。

　　战国陶文存在清晰的官、俗分野，民间用字草率多变，官营铭文继承金文传统，形体相对稳定。先秦文字资料中，“公”主要包含三类内涵：一指公室、官府，多用于度量衡重器;二为工匠姓氏，书写随意;三用作贵族称谓，多见于青铜礼器，极少施于陶质量器。结合器物形制、玺印钤压方式综合判断，陶量之上的“公”，应当是官府监制的官方标识。为判定字体归属，将该“公”字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灵寿古城等中山国核心遗址出土金文、陶文、官玺文字系统比对，并与齐、燕、三晋、秦系文字进行排他分析。盂县陶文“公”字形修长匀称、线条劲挺，和中山篆典型风格高度契合。中山篆是白狄中山国吸纳中原文字之后形成的专属官方字体，造型雅致，多用于王室礼器、官玺与标准度量衡，原生流行区域集中在河北中山本土，向外传播的实物十分稀缺。这件陶量“公”字与《战国中山三器铭文》中山方壶“召公之業”的“公”、中山官玺同类字形结构高度一致，笔画比例、构件排布近乎相同，与相邻三晋、燕系文字审美差异明显，可以确定属于标准中山篆，是中山国官方文字跨越太行向西传播至晋东难得的实物见证。

　　一方残陶，为重构太行山区先秦地缘格局提供全新线索。古仇犹核心区域即今盂县一带，与中山国疆域隔太行山东西相望，山水相连。文献记载仇犹、中山同属白狄支系，族群渊源相近，长期与晋国交错共存。长久以来，两地互动仅留存零星文字记录，缺少出土物证，学术界对二者是否存在实质性政治联系始终持审慎态度。仇犹故地出土带有中山篆的官方陶量，很难简单归结为民间商品流通所致，更应当视为中山势力向西拓展、制度输出与文化辐射的直接证据，为探究仇犹古史提供关键实物线索。

　　这一发现修正了仇犹古国闭塞、边缘化的传统认知，证明春秋战国时期这座深山方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中山国连通山西高原、维系太行东西白狄族群往来的重要枢纽。两地交流早已超越简单物资交换，延伸至官方文字推行、度量衡标准移植、政治制度借鉴等更深层次，印证了古籍所载白狄族群内部联系紧密的史实，填补了太行山间方国地缘研究的资料空白。放眼区域考古现状，阳泉境内战国带铭器物历来稀缺，盂县以往仅发现春秋尖首刀，长期缺失战国官方度量衡与文字遗存。这件中山篆陶量补齐了本地东周考古链条，也是阳泉首件能够明确国别归属的战国官用量器，直观展现了战国“文字异形”时代面貌，为研讨白狄族群融合、戎狄与中原文明交流、北方先秦地缘格局演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材料。

　　这件历经两千余年留存下来的陶量残片，为仇犹古史、中山文化西渐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后续仍有广阔探索空间。下一步可系统完善器物档案，制作高清拓片、影像资料与器物线图，开展容积精细复原测算，对标中山本土标准量器，梳理太行山区容量制度传播脉络;系统整理中山国官陶文字谱系，区分官方标准中山篆与民间仿写字形。同时持续推进太行山东西两侧东周遗存调查，复原中山文化西进路线;适时开展陶土岩相与成分检测，判别器物是中山本土输入，还是仇犹本地仿制，细化两地文化交流的具体模式。

　　岁月无声，器物有言。斑驳的战国陶量残片与端正古朴的中山篆“公”字，穿越千年，诉说太行山间文明交融与制度互通的历史图景。作为中山官方制度向西渗透的直接物证，它切实印证仇犹与中山深厚的族群纽带和政治关联，充实了战国文字、度量衡、北方方国地缘关系研究体系。伴随太行山区域考古调查持续推进，笼罩仇犹古国的诸多历史谜团有望逐步解开。这件珍贵遗存既是解锁盂县先秦古史的关键实物，也为梳理北方白狄文明脉络、活化地方历史文化、发掘学术与文旅资源奠定基础，使深埋群山之中的先秦文明脉络持续进入大众视野。

文字：赵培青

排版：黄   敏

初审：黄   敏

复审：马   燕

终审：闫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