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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梁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出土于石楼县褚家峪村的商代青铜器：头冠拱形铜饰，呈半月形，弧度优美，两端微微卷曲，被考古学界称为“弓形饰”。

　　1975年7月5日，吕梁山脉西麓的石楼县义牒公社褚家峪村社员李正金在村西上刘家地耕作时，在地下50厘米深处挖出了一批青铜器。根据《文物》杂志的报道，这批窖藏出土文物包括铜觚、蛇首匕、铜戈、铜镞等十余件，其中就包括这件头冠拱形铜饰。

　　石楼县地处黄河中游东岸，是商代晚期北方方国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与陕西清涧、绥德等遗址共同构成了商文明向西延伸的前沿地带。褚家峪的发现，与附近的桃花者、后兰家沟等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一起，构成了“石楼商代青铜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明了在殷商王朝的北境，活跃着一支拥有高度青铜铸造技术和独特审美体系的方国文明。

　　这件头冠拱形铜饰，通高约14.5厘米，两端间距约24.8厘米，尺寸适中，便于佩戴或悬挂。器物整体呈扁平的弓形，中部拱起，两端向外弯曲，各有一个圆形穿孔，用于系挂或固定在其他器物上。器身边缘有起棱，中部外缘微微凸出，形成一个方形的“首”，造型简洁而庄重，没有繁复的纹饰，仅在局部留有铸造时的弦纹痕迹。这种“素面无纹”的特征，与中原商文化青铜器常见的繁缛兽面纹形成鲜明对比。它不追求华丽的装饰，而是强调线条的流畅与结构的稳固，体现了北方青铜文化“实用至上、质朴雄浑”的审美取向。

　　关于这件头冠拱形铜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根据其形制和出土环境，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头冠或发饰说。鉴于其“头冠拱形铜饰”的命名，以及其尺寸大小与古代头盔或帽冠的装饰物相仿，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戴在头部的冠饰或额饰。在商代，贵族常以青铜饰品彰显身份，其结构可能象征某种图腾或权力符号。

　　二是胸饰或项饰说。更多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胸饰”或“项饰”。山西保德县林遮峪遗址曾出土过金质拱形饰，与褚家峪头冠拱形铜饰形制相似，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佩戴在胸前的装饰品。这类器物多见于北方草原文化中，是游牧部落首领或贵族军士的身份标识物。

　　三是弓之附件或车马器说。这种观点认为它可能是弓的附件，用于绑缚在弓的中段，以增强弹性或发出声响;或者是车马器的“挂缰钩”，用于固定缰绳。然而，褚家峪出土的这件器物没有明显的铃铛或挂钩结构，且出土时未见明显的使用磨损痕迹，因此这两种说法争议较大。

　　无论其具体用途如何，这件头冠拱形铜饰无疑是一件具有强烈身份象征意义的器物。它与同出的铜戈、铜镞等兵器共存，暗示墓主可能是一位兼具军事与宗教职能的方国贵族。

　　在商代晚期，黄河流域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中原与北方并行发展”的格局。中原商文化以安阳殷墟为代表，注重礼仪制度与宗法观念;而石楼所在的晋陕高原，则呈现出一种融合草原文化特征的北方方国文化。

　　这件头冠拱形铜饰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其“弓形”造型与欧亚草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高度相似，暗示了北方草原文化对商代方国的影响;而其青铜材质、铸造工艺，则体现了中原商代青铜技术的传播。这种“形具草原风貌，根脉深系中原”的文化特质，恰如一条隐秘的纽带，将黄土高原与遥远的草原连接起来，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形态。

文字：胡春良

图片：胡春良

排版：黄   敏

初审：黄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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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闫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