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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中国古代建筑修整所姜佩文所长、杨玉柱、苏良赫等在云冈测绘时合影。

云冈考察途中小憩（左起为莫宗江、林徽因、刘敦桢）

1933年3月，大同市义和摄影社在云冈石窟拍摄。

“大同石佛保存计划”（1942年）

1964年，解廷藩对第14窟佛柱裂缝进行化学材料灌浆粘接。

　　从上世纪30至60年代的手工测绘，到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近景摄影测绘；从线描图到本世纪初三维激光扫描测绘，几代云冈人一直探索云冈石窟全方位保护模式，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探索之路。其间所经历的甘苦只有云冈人心中共知。云冈石窟院史馆展示的一系列测量历程，让前来参观的各地游客看到了云冈测量技术的伟大。“开拓”“进取”，是云冈测绘工匠精神的完美注解。

　　云冈石窟研究院石窟艺术研究室副主任韩鹏表示，院史馆从规划到布展，从设计到提炼中心语，凝聚了院长张焯、书记王雁翔的不少心血，他们几易其稿，力争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展陈图片的精华。“展陈图片的布置犹如当年手工测绘云冈，每一张图片所处的位置都要经过严格规划，就像王恒老师绘制线描图一样，做到布局考究，点线分明。”韩鹏做了个形象的比喻。

　　在院史馆，展示的这样一幅照片引起不少人的注目。7位中国学者站在20窟大佛前合影，面带微笑，衣着朴素，目光中流露出对云冈文化的敬畏。看到这张照片，游客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感动。“中国学者致敬云冈！”韩鹏对这张照片也发出这样的评价。

　　1960年至1963年，中国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所长姜佩文携杨玉柱、苏良赫等学者对云冈石窟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系统测绘，分别绘制第7、8窟，第9、10窟，第14窟，第15窟，第20窟，第39窟等洞窟的实测图60张。“这次测绘为传统手工方法，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如：接触文物测量，易使文物受到人为损害、速度慢、周期长、精度低、效益差、适用范围小。测绘并没有产生石窟立面全图，就是因为石窟群不仅东西长度大（近1千米），而且崖壁高（最高处近40米），手工操作具有极大难度。但几位学者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云冈进行测绘所表现出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韩鹏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等考察、测绘云冈石窟，随后合著《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厘定了云冈诸窟的名称，分析了云冈石窟的建筑形式及其来源，讨论了西方建筑与艺术的影响，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

　　1986年至1988年和1994年，原国家建设部城市综合遥感与制图中心对云冈石窟部分洞窟进行近景摄影测绘，先后绘制第5、6窟，第12窟，第20窟和第1、2窟，第3窟，第4窟等洞窟的实测图87张，其中1986年完成的部分测绘图，先后发表于《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云冈石窟》中，其准确程度有了明显提高。

　　2004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将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引入云冈，试图在石窟的测量工作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使文物档案的建立、石窟保护、考古研究、数字化云冈的制作等工作取得新成绩。

　　云冈石窟研究院王恒介绍说，激光测量技术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期引入我国。由于激光具有单色性、方向性、相干性和高亮度等特性，将其引入测量装置中，在精度、速度、易操作性等方面均表现出巨大的优势。

　　2005年，以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制作的云冈石窟立面正射影像全图，全面准确地记录了云冈石窟这个大型石窟群立面的具体尺寸、洞窟布局及其相互关系、洞窟外部形态和石窟群整体形象。这是有史以来云冈石窟的首张比例尺寸准确、外部形象清晰的石窟测绘全图。“对于建立文物档案，准确掌握和认识石窟，继而保护石窟具有重要意义。”王恒说。

　　2014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开始主持编写《石窟寺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技术规程》和《石窟寺文物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数字化采集技术规程》。在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标准化委员会的指导下，成立专门的标准编制小组。编制小组以云冈石窟作为研究对象，联合高校和科研单位，结合测绘、光学、计量等基础学科，充分体现文物数字化的“原真性”原则，综合考量近景摄影测量和三维激光扫描的工作原理和流程，制订适用于石窟寺文物的数据采集标准。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结合来自全国文物系统、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领域专家的100多条函审建议，归纳整理，四易其稿，最终成文。

　　云冈石窟研究院以云冈人的文化自信守望云冈文化的高度，以现代科技理念和“原真性”石窟艺术做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山西省内外文博系统的一致好评。(赵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