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古寺山门(1938年)
现在的石窟山门
洞窟安装门窗,以避风雨(1920年)
走进院史馆,感受云冈沧桑、洞窟变迁、考古探索,在影像回忆中向古代工匠致敬,向中华文明致敬,向传统文化致敬,向北魏平城致敬。
来到云冈石窟院史馆,在一组组历史照片面前,在橱窗内展示的画册、书籍、货币(蒙疆银行10元)、明信片面前,不少游客驻足良久。这些成为游客深入认识云冈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云冈石窟研究院石窟艺术研究室副主任韩鹏介绍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欧洲人将照相机带到中国,不久就有外国探险家开始用照相机记录云冈石窟。这些照片将云冈艺术及时介绍给世界各地的人们,使更多的国内外人士来到云冈,或执笔作画,或考察探幽。他们深入调查、撰写文字、出版报告、印刷画册,甚至将云冈艺术画面作为明信片、纸币等日常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图像使用。这是20世纪初期云冈景象和本地区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百年前的石窟佛像与今天相比,折射一段沧桑的洞窟变迁史。20世纪初期,除由几位僧人照料的第5、6窟前石窟古寺外,几乎与村庄一体化的云冈石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不仅由于自然风化的破坏而无人关怀,甚而屡有盗窃者的光临。经历百年光阴,现在,人们还是在不少洞窟内外,看到了与当初已然不尽相同的情形。
也就是从那时起,外国学者开始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研究和考古探索。从伊东忠太到法国人沙畹,他们的文字和照片在院史馆中都可以看到。之后,研究云冈的著作陆续出版问世。如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小野玄妙《极东之三大艺术》,松本文三郎《佛像之美术研究》,喜荣仁《五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国雕刻》,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等。自1951年至1956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合著的16卷《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不少游客仔细观看着橱窗内展示的这一著作,沉思良久。
中国学者对云冈石窟的调查研究和考古探索更具深刻性和全面性。在这方面,首推陈垣先生,他于1919年发表《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是中国近代石窟寺研究的奠基性作品。之后,叶恭绰、郑振铎到云冈石窟进行调查研究,梁思成先生撰写的《云冈石窟雕塑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史角度对云冈石窟也作了专题研究。汤用彤先生对云冈石窟和其他中国佛教遗迹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和线索。
北京大学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宿白教授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功不可没。10月15日,《云冈石窟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时刻铭记宿白的教诲,“你当云冈研究院院长,你如果不研究云冈,那你就是历史罪人。”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在发言中向以宿白为代表的云冈石窟研究者表示深切致敬。在王博看来,“现在我们有了更多年轻的云冈石窟研究者,他们跟云冈石窟研究院的同仁一道不断开拓创新,这份开拓一定可以把云冈石窟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云冈石窟全集》20套放置在院史馆醒目位置。游客戴着手套,轻轻地翻看着《全集》,内心充满对云冈文化的敬畏。(赵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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