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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冬时节，天气骤冷。

　　从繁峙县砂河镇出发，向东行去，起初还是平川坦途，村落星布，风电塔架遍布。车行不过半个时辰，景致便悄然换了模样。崇山峻岭间，道路曲曲折折。过了平型关村，向东北行去不远，就看到前方山峦间，长城蜿蜒盘旋，平型关关楼耸立。

　　山脚下停好车，向山上爬去，沿途多是嶙峋的岩石与泛黄的灌木。新修的关墙感觉不是“躺在历史里”的旧物，而是陡然站起来的苍龙。青砖是洗过的深靛色，在夕阳下泛着铁器似的冷光;垛口齐齐斩开天际线，像巨兽新磨的齿。关楼屹立于两边山脊的交汇处，长城一号公路穿过门洞，伸向远方。

　　站在长城上，一览众山小，景观尽收眼底。向两边望去，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一眼望不到边。风从北刮过来，发出呜呜的声响。你仿佛能听见，风里夹杂着遥远的金铁交鸣与战马嘶啸的余响。因为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寸泥土，都曾被热血浸染，被战火灼烧。

　　平型关位于内长城中部，东接倒马关、紫荆关、居庸关内三关，西连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外三关，南经牛帮口顺太行山交娘子关、马岭关、黄泽关。《读史方舆纪要》载：平型关“东控紫荆，西辖雁门，与团城子堡分管内边百二十四里”。这里是连通河北的要道，防控外敌的雄关。平型关因其形如瓶而得名。

　　平型关长城景观完整且丰富，集关口、边墙、敌台、关堡、烽火台于一体，修筑集土石夯筑、石砌、砖包多种方式，因险制宜，在关口处建城，城连边墙，城外建堡，烽火台拱卫传警，展现了完整的明代军事防御体系。

　　在这里可以切身感受什么叫“形胜之地”。平型关，它的险，是天生的，是造化的手笔。恒山山脉与五台山山脉，这两条巨龙在这里猛然交汇，却又吝啬地只留下这一道缝隙。将关城建在这“瓶形”峡谷最细的“瓶颈”处，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道沉默的峡谷，这列无言的青山，在千百年里，不动声色地，导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吞吐了无数的热血与传奇。

千年烽烟

从“瓶形寨”到“平型关”

　　这关隘的历史，远比它的名字来得悠久。

　　据《繁峙县志》载：此段长城为“战国时赵国修筑”。公元五世纪，鲜卑拓跋部在平城(大同)建立北魏政权，开始与南朝的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为了护卫京都，便着手建筑长城。据《魏书·世祖本纪》载：“太君七年(446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北魏所筑这道“畿上塞围”，即长城。东起居庸关，西至河曲县黄河畔。山西灵丘县时属京畿，长城与县南之平型关相接。

　　公元550年，北齐立国，建都于邺(河北省临漳县)。为防御突厥、契丹等外族入侵，亦新修长城。据《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八年(557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塢纥戍，凡四百余里”。重城，即内长城。库洛拔大致在今山西朔县，塢纥戍即大致为平型关一带。

　　在盛唐的恢弘气象里，它有一个质朴的名字——“瓶形寨”。唐朝的边塞诗雄浑豪迈，但戍守在这里的军士，过的恐怕是另一种生活。他们面对的，是北方突厥游骑飘忽不定的袭扰。那时的战事，多是小股的、快速的，如同草原上闪电般的冲突，胜负往往在瞬息之间，史官的笔尖很难顾及到这偏远的寨堡。它像一个沉默的哨兵，立在帝国的北疆，见证着“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苍凉轮回。

　　历史的车轮碾过五代十国的乱世，进入了北宋。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这是一个憋屈的时代“。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如同被人一拳打碎了胸前的铠甲，将柔软的腹心直接暴露在北方强邻的铁蹄之下。平型关所在，一下子从后方哨所，变成了最前沿的阵地。它不再是“瓶形寨”，而成了宋军抵御辽国骑兵南下的重要堡垒。关内筑“六郎城”，宋兵据险守卫，城址至今依稀可辨。关外唐河北岸，辽朝筑“太后城”与“六郎城”对峙。宋端拱元年(988年)冬，辽人自平型关西翼大石路入侵，为宋兵所败。金人元德明之诗描写了平型关之险：“海云萧瑟雪花乾，人在羊肠百八盘。闲客不知名利苦，见时应作画中看。”600年后，清道光年间繁峙知县周人甲赋《平型关怀古》，对金代平型关的刀光剑影予以再现：“城头笳鼓送残昏，战垒烟塞接雁门。天许完颜成割据，曾从关上数中原。”

　　真正将平型关推向其军事生涯巅峰的，是明朝。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了漠北，但北元的势力始终是悬在明帝国头上的一把利剑。为了应对无休止的侵扰，明朝倾尽国力，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而平型关，因其无与伦比的地理价值，被选为“内长城”防线上的关键锁钥。所谓“内长城”，是从北京居庸关、紫荆关向西，经河北、山西，直至黄河岸边的另一道生命线，是保卫京师和中原腹地的最后屏障。平型关，就是这道屏障上最坚固的纽扣之一。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几十万精锐全军覆没。得胜的瓦剌首领也先，挟雷霆之势，挥师南下，直扑北京。在内长城沿线，明军进行了悲壮而坚决的抵抗。《繁峙县志》载：“瓦剌由茹越口(平型关西翼)入，双方激烈争战。”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强化长城防御体系，成了明王朝的重中之重。

　　现存平型关门即为明正德六年(1511年)建。关门城台上建三间单层门楼。内侧建百米见方的瓮城。两翼之长城为石砌或以山险为障。烽火台向北与浑源县戗风岭呼应。

　　到了明朝中后期，名将戚继光调防北疆。这位在东南沿海让倭寇闻风丧胆的将军，一眼就看出了北方长城防线的弊端：墩台低矮单薄，无法有效驻兵和储备物资。于是，他大力推行“空心敌台”的建设。我们今天在平型关两侧山脊上看到的那些砖石结构的、巍然耸立的墩台，多数便是那个时期的遗产。这些敌台，内部中空，可分三层，能驻兵、储粮、存兵器，顶部可供瞭望射击。它们不再是孤立的烽火信号台，而是一个个坚固的、可以独立作战的堡垒。一旦敌军攻上城墙，便会陷入两侧敌台交叉火力的死亡陷阱。戚继光的革新，让平型关的防御体系从“一道墙”，进化成了“一张网”，变得更加致命。

　　除了防卫外敌，平型关还是一条重要通道。明代，从都城北京通向山西的干线道路共有两条，一条是经涿州、定州、井陉、平定、榆次至太原;另一条自涿州经涞水、易州、广昌，出马头关入山西，经灵丘、平型关、繁峙、代县、忻县至太原。这条干线是明朝国家级的主要干线道路，也是京师通往太原的政治军事活动的生命线。

　　清朝一统天下，长城失去了主要的防御对象，平型关的刀光剑影渐渐暗淡下去。它从一个国之要塞，降格为稽查商旅的关卡和传递信息的驿站。

　　清朝时，这里是四川西藏通向京城的官道，驿道傍河北岸，道路平坦，为沙质路面，晴雨易行。繁峙县经砂河驿至大营，溯滹沱河而东，地势梯升。大营至平型关道要经过一段水泽地段，此地一遇雨天，泉水横溢，水过半膝，难以行走。越过百泉沼泽后，平型关道自横涧东爬上台阶地，越两条沟，即平型关。驿道入关而进入灵丘关沟。

　　虽然“以关道通直隶”，但在雍正初至光绪末的200年间，关道未修，坷坎难行。当地谚语说：“人称瓶形是个瓶，肥瘦不一路难行。关西瓶口四尺三，岭口关沟是瓶颈。七上八下老爷庙，瓶底朝天大路行。再过小寨窄胡同，唐河大道四面通。”

　　驻军减少了，级别降低了，关城也日渐荒颓。昔日响彻山谷的战鼓与号角，化作了贩夫走卒的吆喝声与驼铃声。它像一个解甲归田的老兵，身上的伤疤还在，但手中的剑，已经锈蚀了。

雄关残照

堡城的遗骸与风骨

　　关城西南约5里，是平型关堡。

　　平型关堡与平型关血脉相连，却又气质迥异;那里是决战的激流，这里，则是激流发源处沉默而坚固的闸基。

　　堡城保存还算完整，城内街道、民居显现的是明清建筑风格。历史记载为明正德六年(1511年)筑，万历九年(1581年)增修，周长为458丈。四向置门，南北二门有城楼，并置瓮城，瓮城周长均为25丈;角楼4座，敌台2座，北门置铺房3间。

　　最先攫住人目光的，是那一道苍灰色的城墙。它竟真如史料所载，四面合围，将整个村落严严实实地拥在怀中。城墙算不得特别高峻，却有一种历经剥蚀后的、磐石般的固执。墙体是黄土与砖石混杂的，风雨在它身上雕凿出无数沟壑与孔窍，斑斑驳驳，像一幅摊开在大地上的、漫漶不清的边防舆图。

　　平型关村南有牌楼，上书“平型关”三个红色大字。南城门高约3.5米、宽约2.5米，城门台基用条石砌筑，这里曾有座瓮城，如今已不见踪迹。从残旧的城门进去，就是现在的村落。中轴线为街道，长约500米左右，纵贯南北，两边是参差错落的民居。据村民说堡内辉煌时期曾设有文衙门、武衙门，还建有规模比较大的寺庙三教寺、碧霞寺等，如今已不见踪影。村子中央有一处过街戏台，中间留了门洞。穿过戏台，不远就是堡城北门。北门门洞东壁嵌石碑一块，记录了明代天启七年重修平型关堡的情况。北门内门洞西侧，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型关战役遗址”的石匾嵌在墙内。北门外有瓮城一座，保存较好。堡城北设有六郎城，传为宋将杨延昭镇驻之地。

　　登上北面城墙，视野陡然开阔。远处，恒山的余脉如青灰色的波涛，层层叠叠，沉默地涌向天际。这里曾是帝国北疆的筋骨，每一道山梁都可能闪过游骑的影踪，每一片沟壑都或许埋伏着出击的锐卒。而今，群山依旧，烽火已熄。城墙内侧，是村民依墙而建的屋舍院落，红砖房顶与古老的墙垣亲密无间地依偎着，炊烟袅袅升起，透着人间的暖意。一位老汉倚着自家门框，吧嗒着旱烟，目光安然，投向远山。他脚下的土地，或许正是当年守军贮藏箭矢的仓廪所在。

　　历史最坚韧的生命力，或许就体现在这种无言的层叠与覆盖之中——最激烈的冲突，最终化为了最平和的日常;最坚硬的防御工事，最终围护着最柔软的炊烟与灯火。

军阀鏖兵

1927年的钢铁碰撞

　　历史的烽烟，在平型关并未因为清朝的衰落而彻底熄灭。进入20世纪，当热兵器成为战场的主宰，这道古老的关隘，又一次证明了它在现代战争中的价值。这一次，对决的双方，是山西的阎锡山与东北的张作霖。

　　时间定格在1927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北方军阀格局则暗流涌动。6月，统治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审时度势，宣誓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所部晋绥军改旗易帜，正式响应北伐，首要目标直指盘踞北京、掌控北洋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本版图片均为张存良摄)其中，左路军由晋军名将商震指挥，战略任务极具冲击力：出平型关，东进河北，直捣北京侧背。

　　战役初期，晋军打得顺风顺水。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河北的涞源、易县，前锋甚至一度逼近北京西南的涿州、门头沟一带。晋军在河北平原推进，震动华北。彼时，奉军主力正与北伐军主力在豫、鲁战场鏖战，侧翼突现这样一支奇兵，坐镇北京大帅府的张作霖无疑惊出一身冷汗。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晋军左路军孤军深入，后勤补给线过长且保障乏力，犯了兵家大忌。回过神来的张作霖，尽显一代枭雄的狠辣与果断，他迅速从南线抽调精锐，组建反击兵团，由张学良、韩麟春等人指挥，还配备了当时中国军队中极为罕见的空军、重炮部队及少量装甲车。

　　反击在9月猛烈展开。奉军的飞机呼啸着掠过晋军阵地，投下密集炸弹，将晋军仓促构筑的野战工事逐一摧毁。河北平原上，晋军赖以立足的山地防守战术，在奉军绝对优势的火力压制与机动突击下全然失效。商震所部伤亡惨重，战线接连动摇，最终不得不全线后撤。

　　撤退，是一场比进攻更考验军队素质的行动。晋军且战且走，向着他们出发的基地——山西，拼命撤退。而奉军则衔尾急追，试图将这支出鞘的利剑彻底折断，顺势杀入山西。

　　10月，奉军由平型关追入繁峙县境，先遣部队第二十九师师长进驻砂河指挥，晋军则在繁峙东部的福连坊以西布防拒守。奉军继续西进，将主力部署于福连坊前线;晋军副总指挥张荫梧驻西留属村，第五旅旅长段树华驻西义村统筹前线作战。

　　晋军当时的布防，南沿五台山，北依勾注山，以平型关为隘口、繁峙平川为腹地，布下口袋阵，计划待奉军全部纵深突入后，立即封锁平型关切断其退路，再从三面夹击一举歼灭。但奉军似已识破此计，进入繁峙境内后，即以砂河、大营为中心步步为营，所有军事要地均派重兵驻守，尤其平型关一带设防严密，死死扼守退路，严防晋军截断。

　　如此一来，晋军预设战术落空，无计可施，双方陷入僵持。福连坊前线仅维持互相炮击态势，未发生大规模激战。但长期对峙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双方军需粮草均摊派给当地民众，奉军所到村落，翻箱倒柜、掠取财物，赶猪捉鸡、抢夺牲畜，甚至拆毁民宅门窗修筑工事，致使民不聊生。次年3月，奉军因其他战线接连失利，主动退出关外。

　　枪炮声歇，关山寂寂。那些被战壕割裂的田野、被炮火熏黑的残墙，渐渐被春风梳理，又被新生的荒草覆盖。平型关依旧凛然矗立，它早已知晓，历史的风只是暂歇，从未停止。

山河浴血

1937年的“口袋阵”与遗憾

　　时间的指针沉重指向1937年。全面抗战的烽火席卷华北，蔓延至山西。面对日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的猛烈攻势，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在内长城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防线组织防御，与日军决战。平型关，再度成为会战的核心焦点。

　　阎锡山深谙地形优势，为会战设计了构思精妙的“口袋阵”：以逐次抵抗战术诱敌深入平型关西侧的繁峙县砂河以西地区，随后封锁平型关要隘，集中兵力从五台山、恒山南北实施钳击，将日军围歼于滹沱河上游的大营——砂河地区。兵力部署重点聚焦各核心防线，阎锡山将内长城防线划分为左、右两个作战地区及预备力量：右地区由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指挥，辖第三十三军、第十七军、第十五军，重点防守平型关、团城口;左地区由总司令傅作义指挥，辖第六十一军、第三十四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重点防守茹越口、雁门关;预备力量为第七十一师、第七十二师，另配属八路军协同作战。其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部署于平型关东侧灵丘地区，配合侧击进攻平型关的日军。

　　此次战役第二战区投入兵力8万余人，防线绵延200余公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设于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阎锡山在此坐镇统筹;战役前线指挥部位于平型关以西15公里的大营镇，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统筹，副总司令孙楚代行总指挥职权。日军方面，在平型关一线先后投入兵力约2万人，其中第五师团主力万余人自灵丘、浑源方向进攻平型关，察哈尔兵团万余人从恒山西侧实施助攻策应。

　　9月20日，日军侵占灵丘县城。同日，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下达进攻平型关的命令。21日傍晚，日军第二十一旅团主力进犯平型关地区，午夜时分，约5000名日军配属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向平型关、东跑池、团城口一线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平型关战役正式打响。守军第十七军、第三十三军独立第八旅依托工事顽强反击，战斗异常惨烈，阵地数次易手、失而复得，双方伤亡极为惨重。

　　为稳固平型关防线，9月23日，阎锡山急令傅作义率预备军驰援，同时调第七十一师、第七十二师等部加强防线，并要求八路军协同作战。据此，朱德、彭德怀立即命令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与灵丘之间区域出动，机动设伏，侧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9月24日，傅作义率两个旅到达平型关前线。该日，日军增兵5000余人，分别向平型关一线各阵地发动进攻，东、西跑池及1886.4高地陷入敌手。傅作义、杨爱源与一一五师联络参谋商定于25日拂晓，守军第七十一师和一一五师合击团城口之敌，巩固平型关北侧防线。

　　24日深夜，八路军一一五师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侧乔沟一线。25日拂晓，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步骑兵千余人及运送军用物资的两个辎重中队开始进入乔沟峡谷古道。7时许，一一五师伏击战打响。激战7个多小时，乔沟内日军被全部歼灭。为扩大战果，八路军第三四三旅主力又乘胜向东跑池之敌追击，将该地区之敌压缩包围。但守军未按预定计划出击，致使日军2000余人向团城口方向突围逃窜，失去了消灭更多敌人的良机。

　　正值傅作义指挥部队向平型关之敌反攻之际，敌第五师团主力转攻团城口、鹞子涧阵地。守军第十七军前沿部队因连续激战，伤亡2600余人，多次请求阎锡山、孙楚支援未果，一气之下竟退出要隘团城口阵地，致使东、西跑池以北约2公里长的防线主要阵地被敌抢占，给平型关防线造成极大被动。鉴于杨爱源、孙楚协调指挥不力，阎锡山命傅作义前往大营全权指挥平型关作战。傅作义组织守军第七十一师、独立第八旅、第七十二师进行反攻，夺回鹞子涧高地，并将敌军压缩于东西跑池沟内，才稳住了平型关防线阵脚。

　　26日，阎锡山决定放弃砂河地区决战计划，集中兵力在平型关外歼灭敌军。日军第四十二联队由蔚县增援平型关。27日，日军步、炮、空协同向迷回村一带阵地全面进攻。守军第七十一师二一四旅3个团向六郎城、鹞子涧日军发动反击，第四三四团与敌奋力拼杀，因突入太深而陷敌包围，团长程继贤与千余名官兵壮烈牺牲。29日，敌军又以两个联队的兵力向守军阵地发动进攻，敌我双方激战呈胶着状态，日军终未突破平型关防线，守军也无法全歼敌于平型关外。

　　为策应进攻平型关的第五师团，日军察哈尔兵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于28日猛攻平型关西北要隘茹越口阵地，守军第二〇三旅三个团血战一昼夜未能阻止日军攻势，茹越口阵地被敌占领。29日，敌人由茹越口南下进攻铁甲岭阵地，旅长梁鉴堂及1400余名官兵全部阵亡，日军于30日攻陷平型关以西65公里的繁峙县城。

　　繁峙县城失陷威胁到平型关守军的侧后。30日晚，第二战区在东山底村召开紧急会议，阎锡山下令放弃平型关阵地，全线撤退至忻口一线，至此平型关会战结束。

铁血英魂

平型关大捷与精神丰碑

　　平型关外的“乔沟”峡谷，是一条典型的黄土高原深沟，长度超过5公里，沟底是勉强通车的土路，两侧是数十米高的陡峭土崖，土崖上方，是连绵的山峦。你很难想象，88年前的那个秋日凌晨，这里曾是怎样的景象。

　　1937年9月24日夜，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将士们，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冒着冰冷的秋雨，悄无声息地进入了预伏阵地。他们埋伏在乔沟两侧的土崖上、灌木后、岩石旁。军装被雨淋透，紧贴在年轻的、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的身体上。没有一个人生火，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只有雨水顺着帽檐滴落的细微声响，和彼此压抑的、粗重的呼吸。他们中，很多是经历过万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更多的是满怀抗日热血的新参军青年。他们装备简陋，许多战士的枪里，只有寥寥数发子弹，更多的人紧握着磨得锋利的大刀和长矛。他们在等待，等待一支传说中“不可战胜”的敌军。

　　9月25日清晨，雨停了，天色微明。日军的队伍，果然如情报所示，大摇大摆地开进了乔沟。这是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一部分后勤辎重队，以及前来换防的部队，上百辆汽车和马车，满载着物资、弹药，以及骄傲的日本兵。

　　就在日军队伍完全进入伏击圈的那一刻，乔沟两侧的山崖上，枪声如同爆豆般炸响。步枪、机枪、手榴弹，所有能开火的武器，向着沟底倾泻下死亡的暴雨。八路军战士们从隐蔽处跃出，怒吼着向敌人冲去。平静的山谷，瞬间变成了沸腾的火山口。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打懵了。车队首尾被截，进退不得。训练有素的日军士兵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后，立刻展现出顽强的战斗素养。他们以汽车、马车，甚至同伴的尸体为掩体，拼命还击。战斗迅速进入了最残酷、最原始的阶段——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八路军战士们端着刺刀，挥舞着大刀，呐喊着冲下陡坡，与日军厮杀在一起。沟底狭窄，施展不开，战斗往往变成一对一、甚至滚在一起的殊死搏杀。怒吼声、惨叫声、金属碰撞声、爆炸声，混杂成一片，在山谷间反复回荡、激荡。

　　硝烟散去，乔沟里尸横遍野，血肉模糊。燃烧的汽车残骸冒着滚滚黑烟，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硝烟味。八路军一一五师以自身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其中包括日军军官的图章和作战地图。

　　这场胜利的军事意义十分重要，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挫败了其突击平型关后方的企图，极大地支援了正面友军的作战。更重要的是，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失败和悲观的阴云笼罩全国。“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犹如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了这厚重的阴霾!它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战胜的!中国军队是有勇气、有能力与强敌血战到底的!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激发了全民抗日的热情。无数青年正是在听到平型关的消息后，毅然走上了抗日战场。

　　从此，“平型关”这三个字，便与“八路军”“大捷”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精神符号，一种胜利的象征，一座永远矗立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精神丰碑。它超越了之前所有在这里发生过的、性质复杂的战争，被赋予了全新的、纯粹的、属于全民族的光辉。

古关新貌

遗存的守护与民族的记忆

　　古老的平型关，虽经沧桑岁月，始终巍然屹立，成为北方大地上无法磨灭的丰碑。

　　1961年，“平型关战役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平型关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5年以来，繁峙县启动了对平型关长城及古关城遗址的系统性保护修缮工程……在时代的发展中，这座千年要塞有了全新叙事。

　　面对风雨中日渐斑驳的城墙与隐没于荒草的关城遗迹，保护者们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恪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展开了一场与时间博弈的精心修复。针对墙体的坍塌、开裂与风化，工程奉行“最小干预”与“修旧如旧”的准则，工匠们运用传统工艺与材料，对关键段落进行夯土补砌、砖石归安，并完善隐蔽的排水脉络，以此遏制自然之力的无情蚕食。更富深意的是，通过对城门、瓮城、驻兵遗址的科学发掘，昔日关城的防御格局与生活图景被清晰地厘清，出土的明清兵器、建筑构件、生活器皿在内的一批文物，极大地丰富了平型关的历史文化内涵，为后续保护展示提供了翔实依据。核心遗迹也得到了保护性展示，对辨识度高的城墙基址、城门轮廓进行了标识性修复和景观塑造，铺设游览步道，设立阐释说明系统，这些举措使得过往模糊的关城格局变得清晰可感，游客得以直观领略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智慧。

　　平型关村作为承载关隘文化的重要载体，亦被纳入“精品示范村”建设蓝图，实现了古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繁峙县将其“精品示范村”建设与古村落保护维修一体规划、同步推进。对村内保存较好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的传统民居、庙宇、古戏台等历史建筑进行了重点勘察和分类保护。对严重损毁的进行抢救性修缮，对结构尚好的进行保养维护，精心修复了砖雕、木雕、彩绘等建筑细节，保留了村落的原始风貌和历史肌理。累计完成数十处传统院落的维修，使其避免了倾颓消亡的命运。

　　村庄的公共空间也被精心重塑。杂乱无章的巷道恢复了整洁与原有的尺度，一些关键节点辅以乡土植被进行景观点缀。对与整体风貌冲突的现代建筑进行了巧妙的立面整治。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的根脉被激活。关隘商贸故事、地方民俗传说被系统地挖掘整理，修缮后的公共建筑化身为村史馆、文化展厅。村民们开始尝试利用自家古院经营特色民宿，展示传统手工艺，古老的村落因文化的滋养与产业的萌动，重新听到了充满生机的脉搏跳动。

　　如今漫步村中，可见石砌的古老院墙上挂着金黄的玉米，修缮一新的青瓦屋顶下是明亮的玻璃窗。村民们在守护祖先遗产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享受着时代发展的红利。平型关村，已经成为一个既有悠长古韵，又有明媚生机的美好家园。

　　目前，平型关的保护，已经形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型关战役遗址)”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长城平型关段等)”相结合的多层级保护架构。这是一种更科学、更立体的保护模式。它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在保护一场战役的纪念地，更是在保护一段连续的、生动的国土防卫史，保护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展现出的智慧、勇气与坚韧。

　　如今，关隘的军事功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高速铁路与公路，正从更远处穿越群山，以古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连接着山西与河北。但平型关并没有被遗忘。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地标，被精心地守护起来。它提醒着我们，和平的珍贵来自不懈的守护，民族的脊梁源于血火的淬炼。当游人来此，不仅能感受到“平型关大捷”的豪情，若能静心体味，或许也能从那荒草间的残砖碎瓦中，听到更为悠远、更为复杂的历史回响。

供稿：王文君

图片：张存良

排版：黄   敏

初审：黄   敏

复审：马   燕

终审：闫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