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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无论是边关晓月，还是夕照城头，无论是荒草透天幕，还是枯树掩黄沙，它就是如同一头怪兽，匍匐在晋蒙边界右玉与和林的连接处，张开大嘴盯着前后远近络绎不绝的马队、骆驼、客商、游子和无数鹑衣百结的乞丐们以及散布于田野之中荷锄躬耕的农人。当然，更少不了的，是离它不远的五道神庙，晨钟暮鼓始终不紧不慢地数着千百万过往行人的脚步声，昭示着佛祖的平安祈福和对众生的安慰与信任……

真实的是，2011年夏天，我从山西开会回来，从高速路上一道斜坡下来的时候，绿野之间，眼见得杀虎口只是新造的一个城门楼子，看上去像一个穿着西服，戴着瓜皮帽的老汉，一幅稀松平常龇牙咧嘴样子，毫无半点肃杀之气，更无古风之森然凛冽。早已变化的是，别说杀虎屠狼，就是一只野兔野鸡也难得一见。站在昔日的边墙处，数百年来不变的是，一只野兔骑在那里，常常是尾巴在内蒙古，耳朵却在山西，有人为之纷争时，兔子却一下子钻到了草垛里……这着实让我心生疑惑，杀虎口，这是一个中外驰名的地方吗？凭着记忆和认知，我知道的是，随着咸丰年间山西贫苦汉民“走西口”而闻名。然而，让我千万次辗转，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杀虎口地名何人所起，何时所有，个中蕴含的究竟是什么？

还是2009年初冬，有一次我在察素齐访古，到一农民藏友家中，无意间竟发现了一只大铁家伙，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铸造的一只古铁钟，形状宛如倒扣的八叶莲花，重达10公斤，高约20厘米，直径约20厘米。更为奇特的是，上边竟刻有铭文，现抄录如下：“和林格尔所属地方，碌碡言村，五道神庙钟一口，重20斤，信士邹元、贺树俊、乔义、金志五。杀虎口常盛炉道光十七年秋月造。”

解读这段铭文，有几个信息告诉得非常明白，且应注意：一是这口钟的归属是和林格尔碌碡言村的五道神庙；二是钟的重量为20斤；三是这口钟为信徒邹元、贺树俊、乔义、金志五等四人捐资打造并送庙里；四是钟的铸造点是杀虎口常盛炉，这个炉当然是个铁匠炉，标明是杀虎口，估计应在山西右玉界内；五是注明时间为道光十七年，也就是1837年的秋天所造，就是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这口钟就有了，而且刻上了它的专属地——和林格尔的碌碡言村。

回到呼和浩特市，我开始查阅文献，却发现《绥远通志稿》等几种清末民国初的地方志以及《和林格尔志》记载了前前后后几百个村子的名字，唯独没有“碌碡言”这个村子。五道神庙过去和林城关镇附近有一个，但早在民国时就已倾覆毁坏，至今天已踪迹全无。就是说，已难考其详了。

于是，我只好顺藤摸瓜，再往前边找。上古和中古时期，恕我孤陋寡闻，未得文献，只好在此从明朝说起。据《朔平府志》载，杀虎口曾分旧堡和新堡，旧堡杀虎堡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新堡平集堡建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中间相隔20年。隆庆年间设互市场，万历年间兵备道张维枢建议朝廷在兔毛河上设防，说是“以市税充之”。

另据山西张海瀛先生所著《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载，右玉县是由明代大同右卫和玉林卫演变而来，清初时，称为右玉卫，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右玉县，隶属朔平府。那时候杀虎口也已成名。其实，综合土默特地方各种史料，早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廷就在杀虎口驿站司下属的，今内蒙古土默特地区设立了新店子、八十家子、和林格尔、沙尔沁、归化城、杜尔格等六个驿站，每站长宽各40里，可以垦荒种田，以养赡兵丁。

这就是说，杀虎口在那时就已有官办的机构了，另外还有蒙汉互市的市场，想来应该类似于今天满洲里、二连浩特之类的地方了。但到底从何时开始呢？

据刘映元先生20世纪60年代采访杀虎口人并在杀虎关当过差的温席如记载，杀虎口的确原来有关，成立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此关主要为税关，并曾分支出“归化关”，就是说，那时候归呼和浩特城的商业买卖、财粮钱赋统统的也都由它来管。另据《朔平府志》记载，杀虎关又名“户部抽分署”，先由户部员外郎担任抽分，后来为了加强管理，控制税源，又把“抽分”改为钦差督理杀虎口税务监督。由于清朝时，杀虎关衙门常挂一个“户部钦差”字样的匾额，又处于杀虎口新旧两堡之间的中关路北，故而谱大得很呐！

杀虎关在“户部衙门”之下，有许多局卡，分布在治边各堡和口里、口外等处。1904年时，下边共有六局三卡，其中一局就在杀虎口，其余五局分布在大同、山西河曲、土默特的归化城木税局、托克托木税局、包头畜税局。三卡分别在左云的宁鲁口、山西府谷的皇甫川、右玉的朔平南门。这当中，“大关”即杀虎口的税收最多，可见其地理位置及过往人流和货物是何等的多。

杀虎口自1650年起兴盛，至1926年止萧条，共历经276年，见证了清朝十代皇帝，民国北洋政府等。可谓改朝换代官如流水，铁关依旧，银钱如山。别看只是距离内蒙古一箭之地的荒僻之处，其历史上所经历的漠野风尘、斑斑血泪又有谁能够拎得清楚？

诚然，杀虎宰狼、震慑人心也许子虚乌有，也许真有过类似之事，今天自是难得其详。但杀虎口的税收，倒确有杀虎宰狼的风格，这是因为杀虎关自设立后，征收的就是边口出入税。据温席如回忆，有盐税、烟税、酒税、茶税、食品税（含米面油糖酱）等；还有荤腥腌腊税、海菜香料税、干鲜果品税、织物税（含鞋、帽、靴、袜、棉、毛、丝、麻织品税）；皮毛骨角税（含古玩料器税、钟表屏镜税、笔墨纸张税、乐器税、鞍骷、鞭韂）；杂物税（铜、铁、锡税）；牲口税（买卖牲畜、年期牲畜税）；木植税（含木材税、木器税）等十一个大项目。除了蒙古王公给皇帝的贡品和拉死人回口里的棺材席片不打税以外，内蒙古的姑娘孝敬山西公婆所纳的一双新鞋，如被税差衙役发现，也常常要按照税例敲诈勒索一些小费才算罢了。

杀虎关由于处在晋蒙大通道，古来就熙熙攘攘，人流滚滚。到清时，曾日进斗金斗银，收入极其可观。但进入皇帝腰包和大内府库的税款最多占四成，其余六成都被历任监督和官吏书役贪污瓜分。

可见，杀虎口杀虎宰狼是区区小事，而杀“人”更甚于杀虎。

讲完这段税收的事儿，我们接着再说杀虎口铁钟的事儿。

2011年的那次去杀虎口，在那个城门楼子下边，我遇见了十几个买卖假古董的老者。我一边装着要买古玩儿，一边不断打听“五道神庙”和碌碡言村，不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笔者所云为何，眼神中处处流露出茫然无奈的样子。由此我判断，他们所言肯定是真，因为从道光十七年（1837年）到现在已过去了178年的时间，当年那个破烂不堪，没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能够存在吗？

不过，据考证，当年杀虎口鼎盛时有3600余户人家，以一户平均五口计，应有2万左右的人口。山西虽然苦穷，杀虎口虽然地处荒郊野外，大漠边缘，但也算得上繁华富庶之地了。而税店、商店、旅店以及烙火印、钉马掌、打镰刀的各式铁匠的“炉军”“黑鬼”就有1000多家。这些打铁铸铁的整一口铁钟出来，应该是易如反掌之事。

铁钟是四位信士所为，委托右玉杀虎口铁工常盛炉所铸，造完后又捐给了五道神庙，所以可谓义钟。

问题是他们因何要捐钟于庙中呢？据我所知，五道神庙经常是善男信女祭典、烧香、还愿磕头的庙宇，以祈祷死者来生发达。那么，为何要在杀虎口的附近建这样一座庙呢？

前面我们已讲了两点，一是事实上至少从明代嘉靖年间就有山西汉民“走西口”，那是一条崎岖难险峻、充满杀气的路，不说商旅人什么的，就是官兵，光是响马绿林一不留神就会要了你的命。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乔家一干人等，不就无数次在杀虎口历险吗？二是税官税吏的勒索敲诈。我们现在有些半吊子文人一搞穿越，就要参照当年一些人吃人的历史，把许多因压迫、因剥削、因官司、因债、因情、因饿、因寒、因灾而死的各种死人的事儿当作野地里的山丹丹花一样去点赞，以浅薄解读历史而不知自己的荒唐！三来这四位信士生活劳作于杀虎口一侧内蒙古和林格尔的村庄，或许是他们也从山西走西口而来，一生见了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死人。这样，信士们便于心不忍，以捐资铸钟为死者安魂。

当然，这不过是我的一种猜想。

不管怎么说，杀虎口也许历史上真的虎狼出没，有义士如武二郎、李逵一样去逞英豪，把老虎打翻或杀翻在地；也许因为其属晋蒙交界，荒芜冷僻，人烟稀少，致使绿林响马啸聚山林，杀人为乐；也许如古人所说，苛政猛于虎，官吏赛如狼，闹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总之，四位信士从善如流，我心即佛，在历史的荒僻处，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在边墙处土默特开始的地方，标志性地捐铸了这只铁钟，祈祷于当时当地，你能说这不是一种深深的文化自觉吗？

为此，让钟声更洪亮绵长些吧。